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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真理珍愛集體——從小崗村與南街村發展差異中所想到的

2020-01-31 11:22:21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戎士林  鄭廷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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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今天又看到頌揚小崗村的文章,身不由己再把10年前曾被收錄某國家級大型文獻的《堅持真理珍愛集體》一文發送紅網,希望更多的人明辨是非,堅持真理。

  摘要:“關鍵是人的因素”。“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凡公有制(包括國有和集體所有)占主體的地區,其地區總體經濟實力就強,經濟發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其貧富差距就縮小,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凡私有制(包括個體、私營、三資)為主體的地區,其經濟發展速度就慢,地區經濟總體實力就弱,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緩慢,且貧富差距懸殊就大,社會矛盾突出,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強。”

  關鍵詞:小崗大包干 南街村 集體經濟 改革

  天下第一村,江蘇省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同志,早在2000年5月鄉村發展論壇(全國24個先進集體村研會)閉幕式講話中,針對當時社會上許多人認為“搞私有最光榮,搞集體是保守”的說法指出:“真金不怕煉,真理不怕辯。我們堅信,邪壓不了正。只要我們堅持的是真理,是正義,就不要怕。”【1】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人們的認識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一般來說,如果人們運用從實踐中獲得的思想、理論,再通過實踐的驗證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就可以認為這種思想、理論是真理;反之,就是錯誤的。那么,對于發展農村經濟而言,究竟怎樣的模式相對較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讓我們從代表分戶大包干的小崗村和代表集體經濟的南街村的發展軌跡中尋找答案吧。

  一、 兩種發展模式的結果不同

  1、 物質財富、收入多寡不同。曾經因“大包干”有功而載入史冊的小崗村,在過去的30年中并沒有富起來。1998年7月23日,姜波發表在《經濟日報》的文章中披露這樣一個順口溜:“小崗想致富,愁得是沒門路,盼的是服務,想的是政府。”鳳陽縣政府的回應則是:“跳出小崗抓小崗,替身演員演小崗,優惠政策扶小崗,精包細裝美小崗,科技教育育小崗,各行各業幫小崗。”可見小崗的援助條件是得天獨厚的。然而,20年過去了,小崗是個啥樣呢?82戶,不足400口人,1000多畝耕地的小崗村,沒有辦起一個企業,村內當街唯一的一條水泥路還是由縣委介紹,張家港市長江村資助85萬元給其修好的。直到1997年全村人均收入才2350元。正像社科院專家黨國英所講:“小崗村在大包干以前是全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大包干當年就解決了溫飽問題。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小崗村發展了26年,還只有一條泥土路通向外界,自來水還沒有入戶,由村委會負責運送。”【2】據報道直到2006年,小崗村在上級幫助下,將村里1800畝土地重新集中起來,將其中的1400畝土地以集體的名義租給上海一家畜禽養殖公司,村民參加分紅,剩下的400畝公司加基地加農戶的經營方式種植葡萄,靠非農業收入村民的生活水平才有了飛躍。他們有人均土地5畝左右的優勢救了大家,假如他們也只有全國人均1.3畝土地的話,又該怎么辦呢?

  聞名世界的共產主義小社區,河南省臨穎縣南街村,在80年代初日工值不足兩毛錢,同樣窮得響叮當。所不同的是,一旦發現分畝單干不可取,果斷決定堅定不移地堅持走發展集體經濟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從未接受國家一分錢的資助,就靠黨支部的堅強領導和全體村民艱苦奮斗,其結果就令世人矚目。早在1996年3月30日,徐世文在《揚子晚報》發表《共產主義小社區——南街村》的報道中就講:“南街村的今天,740余戶,3100余村民人口,2300畝地,全村有企業26個。------11年前,村集體連一桶7分錢一斤的平價柴油都買不起,11年后的1995年,村辦企業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總產值12個億。深圳的發展速度是10年增長70倍,南街村是10年增長1100倍。”人民日報1997年8月15日記者又講:“去年南街村企業產值達15億元,創稅利7800萬元。集體資產達10億元以上,人均收入4200元。------南街村不存在一手軟一手硬的問題。他們連續多年無刑事案件發生;連續七年無計劃外生育;連續四年被命名為省級‘文明村’。另刊報道,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南街人早以過上了令城市人艷羨的生活。

  “村民們免費享受14項公共福利:吃水、供電、用氣、住房、學生上學、村民就醫等。村里建起了自己的學校、幼兒園、敬老院、衛生所,村里有文工團與戲曲學校、電影放映隊、籃球、門球隊、圖書室、閱覽室。職工經常開展講故事活動,南街人講南街事,讓大家學有先進,趕有標兵,弘揚正氣”。【3】正氣從何而來?他們從1984年開始,就在村里掀起了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和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動,這三大活動對南街人確實產生了不竭動力的巨大作用。光明日報2002年7月7日又講:南街村一步一個臺階,2001年人均純收入已達6700元。而全國農村人均收入1995年為1578元,2005年為3255元。這里應提到的是,截止目前全國唯一一個仍存活下來的人民公社——河北省周家莊鄉,2005年人均純收入已達5000元,比全國人均收入高54%。周家莊社員早已享受免費用水等十項農民福利。社員們都覺得集體經濟給他們帶來了安全感。周家莊的集體體制能否延長?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增玉認為從目前現狀看是可以的。關鍵是人的因素。【4】

  如果說上述情況屬特例的話,那么還有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劉莊、河北的半壁店、山東的沈泉莊等24個農村先進集體代表集會交流的事實應該肯定吧。上海社會科學院許明教授,早在1997年寫的《當代中國亟待解決的27個問題》一書中曾有這樣的闡述:“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12個縣(市)自1992年起其鄉鎮工業總產值超過了上海市,成為我國最大的工業發展區;其經濟總體實力超過了廣東省78個縣(市)經濟總和的0.5倍以上(是廣東省的1.53倍);是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溫州模式地區9個縣(市)的9.8倍。其中蘇南模式的錫山市(人口為98萬),1995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達到814.5億元,是深圳特區3個縣、市386萬多人創造的工農業總產值的近2倍。錫山市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1400元,超過了上海、廣州、深圳等市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全國平均數的4.5倍。”據此,許明教授坦率下了這樣的結論:“凡公有制(包括國有和集體所有)占主體的地區,其地區總體實力就強,經濟發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且貧富差距就縮小,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凡私有制(包括個體、私營、三資等)為主體的地區,其經濟發展速度就慢,地區經濟總體實力就弱,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緩慢,且貧富差距就懸殊(實質是產生了嚴重的兩級分化),社會矛盾突出,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強。【5】其實,早在50多年前,毛澤東主席就有過與許明教授同樣的結論。他說:“在同樣的自然條件下,凡是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們增產就十分顯著,而單干的就相差很遠。”當時的河南應舉農業生產合作社、江蘇西宿鄉的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河北省的王國藩“窮棒子”農業合作社等等,其生產實踐都證明了像蘇南模式那樣的真實效果。所以毛主席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中指出:“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6】毛澤東主席正是居于這樣的觀點,才百折不撓地克服諸多阻力,堅決反對單干,領導發展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

  2、 精神文明、社會主義秩序變異。“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建國前30年,隨著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人民群眾的集體主義思想、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團結友愛、無私奉獻、為人民服務等逐漸形成社會風尚,人們和諧相處,心情舒暢。然而從70年代末農村體制改變,私人經濟大量覆蓋之后,情況發生很大的不同。農民思想千奇百怪,不僅封建迷信一片混亂,耍錢賭博,偷雞摸狗、投機買碼、地下六合院盛行泛濫,還有欺哄詐騙、公開搶劫、刑事案件頻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80年代末鄉村治理問題凸顯;農民負擔過重持續得不到解決;鄉村債務越來越多,集體資產越來越少,基礎設施薄弱,供求矛盾增多;鄉村干部腐敗越來越嚴重,干部關系日益緊張,終于在90年代后期演變成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免農稅后減輕了農民負擔,也化解了干群關系。但同時進行的鄉村體制改革,將國家行政性力量撤出農村基層,可九億農民仍生活在其中,農民似乎成了無人管的群體。傳統文化被邊緣化,強烈的消費主義、嚴重的個人主義等消極文化都腐蝕他們頗深,農民們普遍的有種無力感、無根感和焦慮感,尤其是失地農民有種恐慌感。【7】農民真切地感受到將土地碎片化(有的地方一分好地和一分壞地都要四個戶主平分)的情況下,一家一戶小農根本不可能完成生產事務,急需有基層組織幫助解決時,基層組織卻遠離他們。九億農民何去何從,其命運怎能不令人憂心呢?

  二、 究竟是體制問題還是思想問題?

  小崗村在1978年大包干前一直是有名的“三靠”村,而大包干僅一年,認識原來的人,地是原來的地,就解決了溫飽問題。當年產糧食6.6萬斤,是1955——1970年15年產量的總和,人均收入400元,一年增長20倍,又賣了余糧,還了貸款。這究竟是體制問題還是思想問題?從表面上看似乎就是體制問題,是搞集體束縛了人的生產積極性。許多人都這么看,連某些決策人也不例外。所以就大會小會大唱贊歌:“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了面貌。”持這種觀點的領導人怎么就不想想:如果全國都搞大包干,耕地極端碎片化,那農業機械化的目標如何實現呢?大型水利工程等基礎建設又怎么進行呢?大包干后農民思想將有什么變化?是否會導致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其后果如何?難道真的就認為“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只有干自家的活才舍得出力,干集體的就沒有了積極性?”“大包干”如果只用作權宜之計還可以理解,但一搞幾十年不變,就不擔心這種只看眼前不顧長遠的做法會遭受實用主義之害的懲罰嗎?三農問題的出現,九億農民對命運的擔憂,本來應該是能避免的事情。小崗人均土地5畝左右,20多年間獲得國家大量資助和優惠卻沒有多大起色。當年帶頭分田的老書記彥峻昌也曾想搞企業,有的設備都買下了,但就是沒人愿意與他合作,只好作罷。他的兒子嚴德友當了書記后,想丟掉小崗“大包干”的牌子自己干些事,其父就是不同意,說什么“抱著這塊金字牌至少能爭到不少有利的政策。”長江村給85萬為他們修路,一些村民則嘀咕著想把錢分掉。修路需要他們自己先準備好墊底的沙石,包括老書記在內的許多村民卻不愿意了,意說:“小崗還得吃這份苦?”當有人鼓勵他們自強致富時,村民關有林則說:“咋能跟別的地方比?我們這里宅基不好,經濟條件不好,上面投的少了------”【8】這些言論和行為說明了什么問題?嚴德友說:“小剛人自身素質不行。”我看是說到了點上。但人的素質是可以通過學習教育來提高的。當年毛澤東主席正是看清了農民主要問題的所在,所以才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應當說明的是,當年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并不是像有人講的都不高,恰恰相反,大部分人的勞動熱情是高昂的。當時農村人的生活水平不高是事實,但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多底子差;建國不久,百費待興;建設工業和國防沒有其他資源,都需農村作更多的付出;既想對國際友人給予更多援助,又不想借內外債務,想得是長遠看得是全球,那就只能是節儉生活,清苦自己了。但人們卻沒有怨言,大部分人都積極肯干。當然,農村工作不是沒有缺陷,所以才需要不斷地調整或者叫改革。

  改革是共產黨人的天職。所謂的兩種改革觀,不存在改與不改的問題,焦點在改革什么和堅持什么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改革的性質是什么?這是一個必須作出明確回答的重要原則問題。因為它關系到改革的政治方向。我非常同意周新城同志的觀點:“無論怎樣改,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無論在任何領域,以任何形式搞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民都要堅決反對的。改革不是為改而改,改革是調整生產關系,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像鄧小平曾經講過的:“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生產力的障礙”。【9】為此,就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明確什么東西是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毛澤東同志指出:同其他社會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得出結論,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矛盾的。必須按具體情況克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發展。這是改革的任務。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處于既相適應,又不適應,而且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的狀態。【10】據此,我們應做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的方面(即基本的方面)必須堅持;而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局部方面)必須改革。及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其中與生產力不適應的方面非基本的部分。因此,就制度角度看,有的需要改革,有的就必須堅持。故所謂的“改革是全方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方面各個領域的改革”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這樣做意味著說以往所存在的一切都與社會主義生產力不相適,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而任其這樣的改革左右一切,中國就有被帶到資本主義道路上的危險,其后果不堪設想,絕對不能允許。

  農村改革導致九億農民命運堪憂,問題究竟出在哪里?看來作為政府,特別是高層決策機關,能否準確估量宏觀形勢,作出正確判斷,拿出正確對策至關重要。正像醫生給患者診病一樣,本來患者是感冒頭疼,只許簡單給藥即可好轉。可庸醫卻說是長了腦瘤,必須開顱手術,其給患者造成的傷害可想而知。所以誤診,拋去責任心如何不講,起碼是學習不到位,醫技不精細,致使患者倒霉。作為政府官員,尤其是高層決策人物,如果是懶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那就不僅是信仰不堅定、方向不明確、決策易失誤、傷害眾百姓,甚至自身也要摔跟頭,陳希同、陳克杰、陳良宇的結局就是明證。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是非常英明的。從黨的十六大開始,中央政治局就一直堅持定期學習革命理論,給全體黨員和干部樹立了好的榜樣。馬克思講:“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十分重視革命理論的武裝,江澤民、胡錦濤同樣如此。這就是我黨戰無不勝的秘訣所在!只要全黨上下養成濃厚的理論興趣,努力學習,深入鉆研,結合實際,認真思考,學以致用,中國共產黨就不僅能將自身建設進一步搞好,而且也一定能探索出科學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規律與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

  堅持真理,珍愛集體,成功一定屬于偉大的中國人民。讓我們學習、學習、在學習,努力、努力、再努力!

  參考文獻:

  【1】 吳仁寶,我們要做集體經濟的堅持者發展者【J】,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6期第32頁。

  【2】 黨國英,農村土地的分與合【N】,中國電視報,2008年10月13日A24

  【3】 中共臨穎縣南街村委員會,實事求是大膽探索,加速建設南街共產主義小社區【J】,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12期第35頁,40頁。

  【4】 探訪河北省最后一個人民公社【N】,張家口廣播電視報,2006年10月17日第8版

  【5】 許明,《關鍵時刻當代中國亟待解決的27個問題》【M】,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4月,第395-396頁

  【6】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306頁

  【7】 賀雪峰,巨變30年:中國鄉村何去何從?【N】,社會科學報,2008年9月11日,第2版;呂德文,中共鄉村治理六十年【N】,社會科學報2009年9月24日第2版

  【8】 張坤,小崗村:兩代人的觀念沖突【N】,中國青年報

  【9】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134頁

  【10】 周新城,毛澤東哲學思想與社會主義改革【J】,高校理論戰線,2004年,第6期,第40-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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