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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青年毛澤東寫了一封改變命運的長信……

2019-12-25 11:07:17  來源:斐君思享匯  作者:?夏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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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講述的是青年毛澤東從苦悶彷徨到最終悟得“攪動天下”之道的心路歷程。謹以此文紀念偉人誕辰126周年!

  1917年8月,湖南第一師范最后一學年將要開始時,毛澤東給自己十分敬佩的老師黎錦熙寫了一封長信。或許,那就是青年毛澤東成為偉人毛澤東的起點,一個從平凡到偉大的分水嶺。

  01

  毛澤東悟道

  在信中,他分析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

  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一個身無長物的大齡師范生,一個畢業后連飯碗都不知到哪里找的年輕人,竟然立下“動天下”的志向,這無疑是一個驚世駭俗的“狂妄”想法。

  黎錦熙讀信后,在當天日記中極為感慨地寫道:“下午,得潤之書;大有見地,非庸碌者……不愧為大器量之人!”

  毛澤東的確目光如炬、一語中的。當時的中國,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各種主義和思潮,“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改變中國的面貌。

  分析時局,毛澤東認為,變革中國的方子開了不少,但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俱從枝節入手”而“本源未得”,沒有抓住病根。對于當時的軍閥政客,毛澤東認為他們“胸中茫然無有”,“如浮萍無根”,只剩“手腕智計”。

  彼時的毛澤東雖有萬丈雄心和糞土萬戶侯的自信,但字里行間還是流露出迷茫苦悶的情緒,因為他尚未找到“大本大源”。

  比如毛澤東在信中說:“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當時,他因未得大本大源之道而心中茫然。而兩年后,五四運動期間,毛澤東心心念念的大本大源之道開始明確起來。

  1919年4月,毛澤東從北京回到湖南不久,五四運動爆發。運動期間,雖然遠在湖南,但是這位大齡無業青年創辦了《湘江評論》,寫出很多洛陽紙貴的爆款文章,并很快成為全國聞名的“大V”。

  毛澤東比其他大V的高明之處在于他的目光如炬。當其他知名人物和評論家還在關注青年學生如何愛國時,青年毛澤東從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中,看到了廣大民眾中蘊積的偉力以及他們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敏銳地察覺到“民眾大聯合”方能“攪動天下”。

  1919年7月,《湘江評論》第2期,毛澤東發表了一篇轟動全國、其他媒體紛紛轉載的10萬+文章《民眾的大聯合》。

  這篇雄文是青年毛澤東在大激動、大思考、大無畏的狀態下寫出來的。全文氣勢逼人、觀點犀利、文采飛揚,特別是其中的幾句名言,加快了我們朗讀時心跳的速度:

  “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只要民眾聯合起來,世上之事都極易為”。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民眾若能大聯合,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事實也證明了他的預判,在落后國家的革命中,中共領導的革命最為徹底,也正因為最徹底,才有了1949年后那30年天翻地覆的變化。

  此時的毛澤東,一掃之前的迷茫,思想變得異常堅定起來,認定民眾大聯合是中國社會改造的根本方法。可以說,1919年毛澤東找到了他的“大本大源”。

  02

  天不生潤之,萬古如長夜

  英雄不問出處。毛澤東這位湖南師范生的真知灼見,引起當時最知名大V、五四學生領袖羅家倫、傅斯年等人的點贊和積極呼應。

  1920年,羅家倫撰文反思和總結五四學生運動,充分肯定“社會組織”層面的進步,是五四運動一個“絕大的成績”:五四以前中國的社會,可以說是一點沒有組織。

  “一盤散沙”、“烏合之眾”是當時精英分子對中國社會最常用的描述詞語。陳獨秀稱:“中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青年毛澤東也說:“人民只是散的,一盤散沙,實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

  羅家倫等人對毛澤東民眾大聯合思想擊節贊嘆,是因為這一思想有可能改變中國一盤散沙的老毛病。羅特意提到:“若是大家參看毛澤東君的《全國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

  毛澤東、羅家倫、傅斯年這一代五四精英如此重視民眾聯合和“組織”,是因為看到了當時中國的根本問題。

  今天我們紀念五四,贊美和肯定的評價有很多,也有負面評價,說什么救亡壓倒啟蒙,開啟了左的思潮。但千條萬條,毛澤東受五四啟發,提出民眾大聯合,以及五四精英受毛澤東啟發,開始認識到組織動員能力對于當時中國的根本意義,這是不容抹殺的。

  僅此一條,就足以讓毛澤東和五四彪炳史冊。為什么?因為組織動員能力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實在是太重要了!

  工業革命以來,國家間競爭集中表現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競爭,到今天依然如此。社會化大生產的背后,是國家組織動員能力的高下,誰能組織動員更多的資源和人力來搞工業化,誰就能勝出。因此,一個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就是其核心競爭力。而且隨著組織動員動力的懸殊,國家之間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越發明顯。

  清朝滅亡,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國家組織動員能力太低下,國家和社會層面都嚴重缺少組織者,所以在民族國家的競爭中失敗了。盡管清朝滅亡了,但是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并沒有提升,因為辛亥革命不是有組織的革命,而是各行其是、沒有共識。而1921中共的出現,就是以全社會的組織者出現的,對全民族進行徹底的組織和動員。

  這種組織動員能力,在戰爭期間,表現為統一戰線的建立、淮海戰役上的獨輪車和支前大軍;在和平時期,則表現為,通過公私合營、合作化等內部積累手段,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工業體系。

  正是對這種組織動員能力的自信,對人民偉力的篤信,毛澤東在“進城趕考”前的動員會——七屆二中全會上,才有了那段自信的話:“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也正是因為這種組織動員能力,在西方封鎖、中蘇破裂、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之際,我們依然能組織起全國的資源、人力和智力,搞出了兩彈一星。這才讓中國免于被西方任意宰割和支配的命運。沒有這樣超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隨之建立起來的核心工業體系,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總之,一句話,貧窮落后、一窮二白的中國要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中生存并壯大,需要的正是共產黨及其核心競爭力——組織動員能力。

  今天,中國發展模式的精髓,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其實就是舉國體制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這些優勢,歸根結底,其實就是民眾大聯合和組織動員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天不生潤之,萬古如長夜!

  03

  1949,勝敗有憑

  再扯一點題外話。都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農村包圍城市”,共產黨戰勝國民黨是因為土改。我們都認為這是常識,但很少有人去深究,為什么共產黨能搞農村包圍城市,為什么能搞土改,而國民黨不行?

  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五四(這也是為什么我黨為何如此重視、如此高度評價五四的根本原因)。

  我們都知道,五四運動的一大成果是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的興起。白文化的意義,其實不再于告別了之乎者也和普及教育,而在于知識青年和底層民眾的結合。

  白話文之前,知識在中國社會是稀缺品,是知識分子小圈子的自娛自樂,精英和民眾是兩張皮。而從五四開始,知識青年開始走出書齋,走近基層,走入民眾。

  我翻五四運動的回憶錄,發現大多數年輕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去天安門游行,不是放火燒漢奸的房子,而是下鄉搞宣傳,搞演出。事實證明,這也是五四運動最重要的遺產之一。

  不妨摘幾段回憶錄看看:

  紅軍大學校長何長工參加五四運動的會議:

  鄧稼先先生的岳父、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許德珩的五四回憶錄:

  知名大V馬前卒說過一段非常精辟的話,“五四運動把青年學生逼到農村這片空白地搞文化,還要用白話文和簡體字來增加宣傳力度,就像把一個跨國公司送到了沒有競爭對手的市場。土地革命的動員水平當然要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農民起義。”

  所以,五四運動后的土地革命和以往任何一次農民運動都不同,雖然面對的是同一個中國農村,但動員的資源更多,組織的軍隊更有積極性,更強大。在中國工業社會出現以前,共產黨靠農民的力量打贏了淮海戰役,治好了幾千年來治不了的黃河、淮河、海河,還能去朝鮮打聯合國軍,還搞出了兩彈一星。這都是民眾大聯合的成就,都是五四運動的遺產。

  與此同時,一大批五四青年后來成為中共的中高級干部,五四期間鍛煉出的與工農結合、組織動員能力、用通俗易懂語言教育民眾的能力,在后來的土改和歷次斗爭中都派上了大用場,成為中共的核心競爭力。

  國民黨為何沒能掌握這個核心競爭力呢?從孫中山開始,由于歷次起義都是借助外力,沒有自己的武裝,所以國民黨最早認識到“槍桿子里出政權”,毛澤東也說過,是國民黨的鎮壓讓中共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在重視軍事這方面,國民黨的確是共產黨的老師。

  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國民黨正是因為過于重視軍事,而忽視了黨。國民黨是軍重于黨,軍在黨前,一味迷信武力,卻沒有看到黨的組織動員能力,對一個政權、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

  1919年8月,孫中山在會見全國學聯代表時,“對于五四運動再次給予肯定”,“但是,他認為學生手中沒有武器,只能游行示威,而北洋政府用幾挺機關槍就可以鎮壓成千上萬的學生。他說,我要給你們五百支槍以對付北洋政府,如何?”

  可見,孫中山沒有認識到五四的劃時代意義,沒有看到民眾大聯合和組織動員,沒有看到民眾中蓄積的偉力,還是傳統的老思維,一切都是槍桿子。

  正因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回顧當時情況時說:五四運動時,整個說來,國民黨是站在群眾運動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學生派代表去找過國民黨,它的領導人“竟以無力參加拒絕”。

  而共產黨恰恰相反,雖然也知道槍桿子里出政權,但是黨在軍前,黨的組織動員能力為軍事斗爭保駕護航,兩者相得益彰。

  在國民黨內,對這一點體會最深的是在蘇聯生活了12年的蔣經國,落敗臺灣后,蔣氏充分借鑒了蘇共中共的組織動員能力,于是有了兩蔣時期穩固的威權統治和經濟繁榮。當然,這是后話了。

  國共內戰固然慘烈,但實事求是的說,貧窮落后、一窮二白的中國要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中生存并壯大,需要的正是共產黨及其核心競爭力——組織動員能力。

  蔣介石亡國,帶來了中華民族的徹底新生,這個國亡的很值。

  大體來說,宋朝中國亡于蒙元中國,明朝中國亡于滿清中國,是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尤其是是滿清統治的400年,直接導致了中國從牛頓出生起就停滯不前。而國民黨亡于共產黨,換來了中華民族的徹底新生。

  這就是1949年對于中華民族的根本意義!

  而1949年勝利的起點,正是30年前毛澤東悟得了“大本大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說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絲毫不為過!如果明白了這些道理,對主席的熱愛,就會發自心底,根本抵擋不住!

  謹以此文紀念偉人誕辰12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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